余英時文化中國糾結陷入去中國化漩渦（程雪廷）

史學大師余英時八月一日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自宅於睡夢中去世，享年九十一歲，消息傳來，引起不同的反應。余英時的學問傲視知識界，他在美國生活逾半個世紀中，繼承乃師錢穆的文化中國旗幟，但他晚年支持台灣的太陽花運動，支持香港的佔中運動，對這些運動背後的「反中主義」視而不見，甚至為台獨、港獨背書，引起爭議。他以國學大師之姿，弔詭地變成一位為獨派加持的導師；他支持的獨派「朋友」，成了他思想上的掘墓人，要消滅了延續數千年之久的中華道統。他身為文化中華的支持者，卻陷入「去中國化」的漩渦。作為學術巨人的余英時走入政治迷宮，成為思想史的悲劇。

余英時一方面積極擔當「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對政權、國家提出批判，另一方面又說政治只是「遙遠的興趣」，論政而不參政，余英時晚年深居簡出，但與台獨、港獨人士來往。他對中國的變化只來自於接觸流亡人士以及閱讀上的認識，秉持過去堅決反共的想法，卻對中國最新的變化知之甚少，堅持認為中共最後會崩潰。

以道統制衡政統的論述

余英時強調「道統」與「政統」之別，認為知識分子要堅持中華文化的「道統」，要對政權的「政統」提出批判，在全球華人的知識圈都受到肯定，也在中國大陸收穫很多的支持者，他的書曾在神州大地暢銷，在「錢穆熱」後的千禧年後帶動起「余英時熱」。

余英時晚年交際圈子，不少是台獨與港獨的人物，余英時既為綠營背後策動的太陽花運動背書，也為掀動黑暴的香港反修例的《蘋果日報》與黎智英背書，卻無視他們背後反對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的思維，更與主張肢解中國的余杰等人過從甚密，只要是反共的人也都往來，不問他們反共的理由。

余英時支持綠營的太陽花運動，但綠營政府修改台灣的歷史與中文教科書，將中華文化掏空，將幾千年中國歷史壓縮為東亞史的一部分，余英時卻對此不置一詞，等於背棄了他的老師錢穆所強調對中國歷史應有的「溫情與敬意」。

綠營政府修改國語課本的課綱，大幅減少文言文，反而在課本中加上日本人寫的漢詩。台灣學者余光中就不惜得罪民進黨政府，嚴厲批評。但余英時作為台灣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卻對此沉默不語，與余光中的勇於發言，成為強烈的對比。

在香港反修例的黑色風暴中，港獨勢力將「中國人」妖魔化，認為中國人代表落後、專制，對於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遊客或新移民，加以毆打。可以設想，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三日的香港國際機場，正是「和你飛」的佔領機場的高潮，北京記者付國豪當晚遭到毆打。余英時若此時從機場出來，只會說安徽口音的普通話，很可能會被示威者圍毆，如果他公開表示自己支持中華文化，可能被侮辱。因為在港獨勢力的邏輯，中華文化是反動、落後的代名詞，在香港說普通話就是「政治不正確」，連一些來自新加坡與台灣的旅客都被殃及池魚。

香港教育界被一些「反中勢力」所把持，考試局所出的高中考試題目採取港獨與台獨所流行的日本右翼史觀，要求學生提出三四十年代日本對中國的貢獻，等於為日本軍閥侵華塗脂抹粉，但余英時對於港獨勢力的歷史論述不但不予駁斥，還在家中接見傾向港獨的政治人物羅冠聰等，視之為民主鬥士，讓人感到錯愕。

懷緬港英政府的「自由」

余英時畢業於錢穆、唐君毅等人在深水?所創立的新亞書院，曾在香港工作幾年。但他對於香港歷史的了解卻引起爭議。他在去世前寫給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周保松的信中說：香港要保衛「自一八四三年所保有的自由」，也讓人驚訝，因為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香港被清廷割讓給英國後，香港在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時期，大部分中國人都是二等公民，如按照港英所訂下的《不受歡迎外國人條例》，只要港英政府認為你是「不受歡迎」，中國人可以隨時被驅逐出境。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就有不少台海兩岸的中國人被驅逐，期間無任何公開審訊，也沒有任何「程序正義」。

而在殖民政府部門，中國人長期以來都無法與英國人同工同酬。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香港第一位華人檢察官余叔韶（Patrick Yu）就因為不滿白人同事比他待遇更高而憤而辭職。

余英時說香港在英國統治後就有自由：「香港自開始（一八四三）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覺悟程度而言，也決不甘心作奴隸或順民。」可能只是指一些「高等華人」，那卻是服務於英殖民政府利益的少數人而已，當年孫中山在香港從事革命活動，港英政府受到清政府壓力後，他就立即被送出境外。港英政府大多數時間具有嚴密的新聞審查、出版審查機制，政治部的眼線遍布各界。余英時的老師錢穆也曾身受殖民主義之害。錢穆曾說：「香港只有居民教育，而無國民教育；只有職業教育，而無人才教育；只有語言教育，而無文化教育。」對殖民地政府下的文化空間感到鬱結。錢穆辛苦創立的新亞書院也被港英政府以「中文大學」的名義奪去，而余英時對港英的政策曾經加以支持，背叛了錢穆與唐君毅等師長，曾被批評是欺師滅祖。

余英時在一九七八年作為美國的學術代表團的一員，曾經回中國大陸一行。在此之後他就強調，自己絕對不會再回中國大陸。他對中國的判斷還是停留在六四時期，認為中共一定會崩潰。這與特朗普政府的國務院顧問余茂春的看法一致，當然不符現實，也和中國十三億民眾的想法背道而馳。

「中國人認同」被抹黑

事實上，歷史的發展極為諷刺，對余英時大加讚賞的綠營政府，是台灣「去中國化」的黑手，也將中國國民黨在台灣所建立的「中國人認同」摻沙子、抹黑，而終致今天台灣新一代都失去了「中國人」的認同。同樣的，被余英時所支持的香港「民主鬥士」黃之鋒等人，也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並且對中國的一切都深痛惡絕。

但被台獨與港獨所痛恨的中國大陸，在過去十幾年間，已經成為全球中華傳統文化最堅強的捍衛者，不僅超越過去的馬列史觀來看中國歷史，在普及中華文化方面也勝過台港，電視綜藝《中華好詩詞》、《中國詩詞大會》、《國家寶藏》、《典籍裏的中國》等深入人心，受海內外中國人的歡迎。中國學術界對傳統文化的研究推陳出新。除了官方大力推崇的儒學復興運動，民間也有澎湃的中華文化回潮，各式墨家、儒學組織如雨後春筍。

與獨派余杰相見歡

余英時對此視而不見，還在他的小圈子中，與中國的異見分子余杰等相見甚歡，殊不知余杰如今極為痛恨「中華文化傳統」，在國學名家饒宗頤逝世時，余杰不僅沒有哀悼，更說「國學就是奴才學」，把國學大師們都稱為奴才。他的理想世界是借用基督教加爾文教派的「政教合一」社會，也像「歷史發明家」劉仲敬一樣，要肢解中國，把中國裂解成十數個小國家，對中國儒家文化傳統更是全盤否定；而他也自稱是「蒙古人」，要和「中國人」撇清。余杰的學問粗疏為海內外有識者所共知，加州大學哲學系教授王偉雄就曾批評余杰對羅爾斯(John Rawls)、諾齊克(Robert Nozick)的觀點完全曲解：「誰懂點 Rawls 和 Nozick 的，看到他（余杰）這篇文章（「黑命貴」的不正義）定必翻白眼。」但余英時卻對余杰這些方面問題視而不見。

公共知識分子理應有強烈的主張，但余英時的政治主張卻是過於簡單、黑白分明的。他並不了解具體的事實以及中國最新的變化。他在政治上所支持的，也和他的學問上的主張相互矛盾。他要弘揚中華文化，似乎要像錢穆一樣繼承失落的道統、肩負「靈根再植」的文化承擔，但卻在論政的領域中走向自己思想的反面。

「余英時們」現象

但最讓人錯愕的，還是台獨與港獨勢力一面倒的吹捧余英時「去中國化」的立場，而一些長期研究中國的學者將中國傳統文化加以扭曲，為分離主義張目，成為一種「余英時們」現象。台灣的綠營學者杜正勝就是典型的例子。

余英時在現實世界的抉擇上，與那些主張「去中國化」的政治勢力之間形成了「共犯結構」，這實在是他身為一位中國道統捍衛者最大的諷刺。德國學者湯瑪斯曼曾有名言說道：「我在哪裏，德國就在哪裏。」余英時也模仿說：「我在哪裏，中國就在哪裏。」但問題是余英時晚年「他在哪裏，台獨與港獨就在哪裏」。一代史學大師陷入「去中國化」的漩渦，成為思想史的反諷與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