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評論家》周刊

民族源远流长 繁衍千秋万代

百大“公知”全军覆没

这将是中国文化史的短暂一页。作为特殊时代的特定产物,“公知”曾享受时代红利乘风而起,但其内涵逐渐偏离本原,这个群体展现出的强意识形态偏好和强政治倾向将他们不断推向偏狭。当“知识”不再被垄断,当“话语”真正遍及大众,“公知”注定将为时代所淘汰。

日本决意向太平洋倾倒核废水一事,正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作为利益攸关方,临近日本的中国自然表示反对,舆论场也掀起波澜,其中不乏为日本“辩护”的声音。

这当中尤为显眼的,是在2009年曾被评选为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的五岳散人,及前中国央视主持人王志安,二者在微博上为日本政府此举缓颊,向公众“科普”核废水之安全无害,远胜于一般标准的饮用水。但舆论对此并不买账,徒引骂声一片。

此外,被认为是中国自由主义声音重要阵地的凯迪网,也在近期关闭了若干社区版块。其社区公告称,“少数别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乱的所谓‘公知’,混杂其中。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行妖言惑众之实,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串联,企图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站长期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强化审核,大力净网,仍不堪其扰。”

二者可为互文,共同映照出一个事实,那个属于“公知”的时代已经终结。

“公知”一词在中国的滥觞应回溯到2004年,彼时《南方人物周刊》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将“公知”定义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这一概念随即在中国走热。2004年的50人名单中,既包含吴敬琏、温铁军等经济学家,江平、贺卫方等经济学家,秦晖、吴思等历史学家,也囊括李敖、龙应台、陈丹青等作家、艺术家,及方舟子、袁岳等公众人物,金庸、胡舒立等传媒人,还有杨锦麟、鄢烈山等专栏作家、时评家。公允看待,这一名单虽未尽客观,但在鼓励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议程方面,在官方媒体众口一词鲜见反对声音的环境中,有其宝贵价值。

“公知”概念的泛起伴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因后者带来的革命性改变,网络很快成为“公知”的主要发声渠道。这种传播方式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带来双重影响,一是“公知”的受众爆炸式增长,其“公共性”得到极大延展;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无门槛催生某种可能,“公知”的定义权散布弱化,网络影响力逐渐成为主要标准,“知识性”在消亡。

到2009年,一家对中共持激烈反对立场的西方媒体评选出“中国百大知识分子”,除去前述50人名单中的若干位在列,又特别新添艾未未、戴晴、刘晓波、信力建、夏业良、杨恒均等人。目前已移居日本,在排放核废水一事中为日政府辩护的五岳散人,同在此名单中。

通过具体人选变化不难看到,“公知”概念发展至此时,定义权进一步旁落,“工具性”开始凸显了。

可以说,公知在中国舆论场经历了十年左右的绝对辉煌。这一群体随中国网民数量的急剧膨胀而膨胀,个体的影响力完全超越传统媒体,成为真正具有“公共性”的意见领袖。公知为纸媒所“发明”,但被网络“成就”。

而异化也随其鼎盛开始显现了。公知的所谓“批判精神”在初期关注普遍公共议程后,不断限缩,进而直接指向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共本身。网络影响力成为主要标准后,大量网络名人跻身公知行列,哗众取宠式的情绪表达,冷嘲热讽的政治暗喻取代了冷静、客观的知识性言说。

时至今日,公知在中国舆论场的信誉已和破产无异。在当下的社会观感中,公知已与其最初定义离题万里,甚至直接同反共反华挂钩,被视为偏狭的代名词。考察其衰落,令人叹惋。

公知的一个致命误区是,既未把握“公共性”的真实价值,又放弃了“知识性”底线。于前者,“公共性”理应聚焦在公共议题和公共事务上,公知首要是该产出有价值的见解,展现其普遍关怀,而非随受众喜好起舞,甚至针对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编织故事,推波助澜。于后者,“知识性”的珍贵在于其专业视野,以为公众意见提供参考,公知就相应领域的言论理应是经得起质疑,受得住推敲的,至少在基本层面应当做到不偏听偏信,不偏见解读,乃至纰漏百出。

这些缺陷在互联网发展初期是不易发现的。但随着网络的真正普及,每个人的视野都得以极大开阔,彼此间的知识得以相互共享和印证,谬误与偏见赖以长久生存的基础逐渐消解。在互联网这个场域中,当“知识”彻底成为公共产品,公知在话语权上的垄断地位,曾经独享的对真相的解释权就荡然无存了。

所谓的“公知”们,错误地将特殊时代偶然降临的红利,体认为自身在智力与道德上的天然优势。遗憾的是,这种认知并未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反而渐渐成为“公知”坚守的核心价值,并随着公众在视野上的完全觉醒而彻底溃败。

当然,“公知”的消亡绝不等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失败,前者属于特殊环境造就,不过是短暂的互联网“宠儿”。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许从来就对所谓“公知”的名头不屑一顾。(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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