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6322之四：克林顿崇拜的“阴谋论”大师与英美秘密精英组织
我们最好自下而上地来建造“世界秩序的大厦”，而不是相反。终结国家主权（的工作），可以用一点一点进行蚕食的办法，这会比老办法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里查德.加纳《外交事务》杂志，１９７４年４月
1992年7月16日，当克林顿在民主党大会上接受竞选总统提名后，发表了一番并无新意的有关团结、理想、人民和国家之类的高调。但是在演讲结尾，克林顿突然提到了他在乔治城大学读书时代的恩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Quigley）对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影响相提并论。克林顿在随后的总统生涯里反复提到卡洛.奎格雷的名字，那麽究竟卡洛.奎格雷的什麽主张让克林顿如此刻骨铭心呢？
原来奎格雷教授是研究英美秘密精英组织的权威，他认为这些秘密组织决定性地影响了世界上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换句话说，奎格雷教授是一位“阴谋论”大师。
奎格雷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布鲁金斯智库、美国国防部、海军部任职，并与众多中央情报局的高官过从甚密。作为“圈内人”的奎格雷曾大量接触最高机密的文献和秘密档案，他对英美极少数统治精英对全世界命运安排的“理想”并不反感，只是对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持有保留态度，再加上他的研究晦涩深奥，所以并没有遭到“主流”学者的围剿，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长达20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接触过大量绝密文献，美国史学界没有第二个人有机会重复他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鲜有挑战者，只要他的学说不危及同时代的当权者，精英圈子也没有必要动他。
在奎格雷教授看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美国外交协会（CFR），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Group），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Commission）显然是世界政治精英操纵世界局势的核心组织。
拥有3600名会员的外交协会相当于美国的“中央党校”，加入该协会就等于迈进美国政界的大门，成为未来世界政策的制定者。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加上了欧洲的精英分子，而拥有325名会员的三边委员会加上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的精英分子。美国外交协会的重量极成员往往也是其它组织的成员。
这些组织中的精英们包括叱诧世界风云的重量级人物：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JP摩根国际委员会的戴维•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英国菲利普王子、在肯尼迪总统政府内任美国国防部长后来又任世界银行总裁的麦克纳马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前总统（和欧洲宪法的主要制订者）德斯坦、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有就是一代宗师凯恩斯。国际银行家正是这些组织幕后的大老板，罗斯切尔德家族主持了很多届彼尔德伯格会议。1962年和1973年在瑞典度假圣地萨尔特舍巴登的会议由沃伯格家族主办。
正在读大学的克林顿听了恩师的指点立刻悟出要想在政界出人头地，个人奋斗注定会失败，必须进入权力核心的圈子才能达到“好风凭借力，任我上青云”的境界。
果然，克林顿先后加入了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还是“罗德学者”（RhodesScholar），这是一个专门培养未来“世界政府”重要“干部”的培训班。
克林顿在1989年加入外交协会，１９９１年，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又出现在当年在德国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要知道美国有众多的大州州长削尖脑门儿想要参加这个“超级精英聚会”，果然仅１年之后，名不见经传的偏远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竟然击败了英名赫赫的老布什而当选总统，难怪克林顿对恩师的教诲念念不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Group)
“如果那些年我们就向公众开放，我们就不可能为世界制定发展计划。不过，世界越来越复杂，并准备向世界政府迈进。由知识精英和世界银行家组成的超国家主权实体肯定好过过去数世纪实践的国家自决。”
戴维•洛克菲勒1991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名字取自荷兰一家旅馆，由荷兰的伯恩哈德亲王（PrinceBernhard）于1954年一手创立。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国际版”，由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家、政治家、商业领袖、媒体巨擎和著名学者所组成。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由罗斯切尔德和洛克菲勒逐一捡选出来的，这些人很多同时又是美国外交协会、朝圣协会（PilgrimsSociety）、圆桌协会（RoundTable）、和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联合机构的策源地，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
该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神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总部设在荷兰西部的莱顿市（Leiden），甚至还有电话号码。但没有网站。少数独立侦探，如英国的东尼•戈斯林（TonyGosling）或美国的詹姆斯•塔克（JamesTucker）要费尽心机才能获得有关彼尔德伯格会议位址和议程的消息,塔克跟踪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30年。塔克出版了一本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书。历史学家皮埃尔•维勒马雷斯特（PierredeVillemarest）和记者威廉•沃尔福（WilliamWolf）已经联合出版了《拒不让公众了解的事实和
纪事》（FactsandChroniclesDeniedtothePublic），其中卷1和卷2讲述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秘密发展史。比利时社会学家吉尤因斯（GeoffreyGeuens）所著的一本书有一章也是专门讲述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
欧洲委员会（EuropeanCommission）前副主席、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达维格农（EtienneDavignon）坚持说“这不是资本家操纵世界的阴谋”。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加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近30年的蒂埃里•蒙布利亚尔（ThierrydeMontbrial）说这只不过是个“俱乐部”而已。例如，彼尔德伯格2002年会议的正式新闻稿说，“俱乐部的唯一活动是举行年会。会上不提出任何决议，也不进行投票，不发表任何政策声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只是一个“灵活、非正式的小型国际论坛。与会者在论坛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观点，增进彼此了解。”
英国经济学家威尔•赫顿（WillHutton）说，每届彼尔德伯格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制定世界政策的前奏”，他的这个说法相当接近事实。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稍后会成为8国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既定方针。
媒体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面前总是温顺得像沈默的羔羊。2005年，《金融时报》以典型的手法抢先报道，对沸沸扬扬的阴谋论淡化处理。
事实上，任何质疑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俱乐部的人都会被嘲笑成阴谋论者。英国议员或美国决策者等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地方”，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
恩达尔（FWilliamEngdahl）在其《百年战争：英美石油政治和新世界大战》（ACenturyofWar:AngloAmericanoilpoliticsandtheNewWorldWar）一书中详细讲述了1973年在瑞典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发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辛秘。在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后的最初几年里，美元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的信誉和价值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在世界金融风暴之中随风而逝。当时的国际银行家还远未做好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思想和理念也极度混乱，１９６９年“隆重”推出的世界货币“特别提款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眼看局面即将失控，国际银行家们在１９７３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紧急磋商，试图遏制当时世界金融的危局，重新挽救美元的信心。美国的金融战略家沃特.雷维(WalterLevy)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惊人的计划，放手让世界石油价格暴涨４００％，并规划如何从中牟取暴利。
大石油公司和大财团的８４名成员参加了是次会议。恩达尔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权贵聚集在彼尔德伯格目的是使权力平衡重新向有利于美国金融利益和美元的方向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决定利用他们最珍视的武器－全球石油供应的控制权。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政策就是引发全球石油禁运，迫使全球油价激增。从1945年起，按照国际惯例，世界石油以美元定价，原因是美国石油公司控制着战后石油市场。因此，全球油价突然上涨意味著世界对美元（用以购买必需的石油）的需求相应激增，从而稳定美元货币的价值。
基辛格用“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流入”来形容油价飙升的结果。
三边委员会
“三边委员会”是由洛克菲勒、布热津斯基等人于1973年发起成立的著名政策协调机构，其成员包括北美、欧洲、亚太地区的350多位政界、企业界和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该委员会每年都会就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等问题进行研讨，形成政策建议。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七国首脑峰会(G7)机制，就是在“三边委员会”倡议和推动下建立的。
“我们的国家能够拥有伟大的民主制度，我们也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并使它们积聚在极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不可能两者同时拥有。”—路易斯.布兰德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显然是三边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也是戴维.洛克菲勒的智囊。在他的建议下，洛克菲勒决心将“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整合起来解决未来的问题”。该想法在１９７２年初被首次提出，并在１９７２年的彼尔德伯格年会上，被“集体”广泛讨论并接受下来。
布热津斯基在１９７０年出版了著名的《两个时代之间》（BetweenTwoAges），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政府，该书被认为是三边委员会的“圣经”。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理所当然地“慷慨解囊”，从财务上大力支持三边委员会的运作。
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
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先生。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
布热津斯基曾向戴维•洛克菲勒力荐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卡特加入三边委员会，卡特在戴维洛克菲勒亲自提名下，被破格吸纳进三边委员会。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也是他和布热津斯基成为莫逆之交的基础和开端。
年青时代的克林顿在恩师奎格雷的指点之下，一直努力向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等组织积极靠拢，最终实现了他的总统梦。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样都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外围机构，最机密和最重要的决策只是在伦敦和华尔街极少数人的圈子里敲定下来。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起到的是“统一思想”、“协调步伐”的作用。
三边委员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不遗余力地宣扬“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宏伟理想，最终为一个伦敦－华儿街轴心控制之下的“新世界秩序”铺平道路。
１９７５年三边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在一份名为《重塑世界贸易与金融概要》（AnOutlineforRemakingWorldTradeandFinance）报告中指出：“紧密的三边（美、欧、日）合作，维护和平，管理世界经济，培育经济发展，和减少世界贫困，将增加和平过渡到一种世界系统的机会。”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吸纳了当时的经济后起之秀日本的诸多知名企业家和银行家，扩充了“世界精英”的基础。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懂得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对未来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性。后来随着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精英分子”也成为国际银行家们青睐的对象。
问题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到底好不好，而是谁主导这个“世界政府”，它是否能真正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富裕和社会进步。从２００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来看，普罗大众似乎指望不上“精英们”的许诺。
经过许许多多的战乱和衰退，小老百姓们终于搞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只是摆设；没有经济平等，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金钱玩弄的道具。
如果说自由的本质就是人民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力，那么未来的“世界政府”的道路只有一条，“世界精英”已经替世界人民选择了好了。按照保罗.沃伯格之子，银行家杰姆斯.沃伯格的话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或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
美英精英组织与中国
2005年11月2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11月27日电(本报记者王冲)：1981年“三边委员会”在中国举行会议时，大家谈的是如何对付苏联的威胁；24年过后，这个声名显赫的委员会再次回到北京开会，“中国和平崛起”成了讨论热点。
11月25日～27日，“三边委员会”亚太工作组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唐家璇设宴款待，外交部长李肇星到会发表演讲。国内知名智囊人士郑必坚、胡鞍钢、王缉思、秦亚青均发表演讲，向美欧前政要、智库人士解答了“中国崛起为什么是和平的”这个问题。
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评价说，这次会议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召开的一次会议，有助于各国了解关于中国崛起的第一手信息。与会的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认为，虽然通过一次会议未必就能改变别人的看法，但交流一下总没有坏处。
《商务周刊》2007年11月报道：
十七大召开之际，《华尔街日报》最关心的人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外，恐怕就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篇署名《周小川或将离任，未来平添变数》的分析文章中，《华尔街日报》高度评价了这位清华大学博士的功绩：“5年前担任中国央行行长以来，周小川不断推进对银行业的整顿，对希望更多参与中国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放宽了限制。”
文中列举到，“在美国政治家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时，他主持了10年来中国银行系统最大的一次升值行动”，“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批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三家到海外上市，因积极推动银行系统的发展而赢得了尊敬……”
无独有偶，英国《金融时报》十七大前也对中国的央行行长不吝赞誉，强调他是“一位异常敢做敢为的央行行长”，“在这个领域(金融)极富经验，而且在全球投资界赢得了尊重”，最后甚至指出，如果周的位置被盛传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取代，“会让很多外国政府感到失望，因为尚缺乏国际经验”。
时年59岁的周小川早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受到美国精英组织“三边委员会”的关注，被视为中国少数能真正领会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领导人之一，尤其是可以用英语发表讲话，并同其他国家央行官员自由交谈。尽管华尔街的观察家对“顶住强大的反对压力推动中国金融领域开放”的周小川未来仕途判断较为保守，但在他们看来一个无法改变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逐步走向金融市场开放”。
通过深刻观察中国高层领导今年以来对金融安全的高调宣传，詹姆斯•彼得拉斯得出判断，“中国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成为激烈讨论和反对的目标”。但他认为，目前自由改革派逐渐占领了阵地，“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虽然暗藏风险，但自由化的进展循序渐进，步伐也越来越快”。
尽管金融自由化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例如1990年的日本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开始于今年7月以来的欧美次级债危机，但中国的银行家们有充分的理由赞美它，比如：
“外国银行的进入将改善金融服务效率，减少腐败，让中国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把中国的金融机构带入新高度”；
“外国银行资本要处于国家监管之下，因此它将服从于中国法律，并为中国利益服务”;
“中国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的投资，比其留在国内会为国家带来更大的收益”；
“在投资海外市场的同时，中国可以确保能源、原材料和食品等供给链的完好无损，并缩小贸易顺差和消除欧美政策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随着金融部门的开放，中国将获得华尔街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方面的支持”。
所有这些有力的观点，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决策层发挥影响了。
中国扩大了外国资本进入证券市场的通道。5月，中国政府批准合资券商进入中国，并扩大了它们的业务种类。现在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经营信用卡业务，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度也从原来的100亿美元上涨到300亿美元。
从成立之初,彼尔德伯格会议就没有把亚太国家包括在内。1972年,大卫•洛克菲勒提出让日本加入会议,遭到拒绝。于是他另起炉灶,成立了”三边委员会”,”三边”指北美、西欧和亚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三边委员会”盛极一时,成员中包括大量政界要人,有”影子政府”之称。
随着2005年该委员会亚太区论坛在北京举行,”三边委员会”对于中国来说已不再神秘。当年,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蕴岭应邀到东京参加2009年度”三边委员会”年会,会议的第一项议题就是宣布接纳中国和印度为正式会员。
年会结束后,”三边委员会”把会议发言整理成册,将与会者的真知灼见公之于众,”三边委员会”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个学术论坛。
很多人猜测,更具私密性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表达的观点会更没有拘束。在本次彼尔德伯格会议前,英国《卫报》网站搞了一个投票:”你渴望飞上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墙头一窥究竟吗？”结果有90.6%的人选择”是,他们应该被监督”。
2009年10月2009年10月22日至23日，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2008年5月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出任会长）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首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中美双方官、产、学界代表400余人与会，共同研讨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战略关系与务实合作方面的重大问题。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对论坛盛况、会议成果及发展我新能源启示作了专题综合报道。温家宝总理接见了参会主要代表，李克强副总理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刊物《战略与管理》离间中朝关系被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