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評論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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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中東政策遲疑不決 促成中國伊朗超級協議

冷戰後從沒國家能正面挑戰美國的制裁,但在拜登舉棋不定之際,中國與伊朗正面挑戰美國制裁,達成歷史性合作,背後反映的是中美對全球治理理念的巨大差異。

美國總統拜登自上任以來推翻了特朗普時代對歐洲、北約、歐亞的外交政策,以凝聚更強大的「反中聯盟」,包括組織太平洋「小北約」和「五眼聯盟」等。可是,他的中東政策遲疑不決,使到特朗普時代對伊朗關係造成的傷害持續至今,包括單邊退出聯合國和歐盟制訂的《核子協議》、加強對伊朗經濟封鎖、下令暗殺伊朗聖城軍領袖蘇萊曼尼將軍;拜登近期更轟炸敘利亞使到二十二人死亡,繼續違反聯合國安理會二二三一號決議,這一切讓美國和伊朗關係跌破歷史冰點。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於國際外交場合縱橫四十年的前巴格達外交官喬杜里(Iftekhar Ahmed Chowdhury)表示,其實伊朗在整個冷戰的過程直到簽訂《核子協議》的一刻,都是盡力和西方國家合作解決問題,也就是說尋求與中國的合作從來都不是伊朗的優先選項,可是華盛頓一而再再而三的無理政策迫使伊朗不得不靠攏在中東石油產國間影響力蒸蒸日上的中國。

去年七月,《紐約時報》就披露了一份長達十八頁的伊朗國會文件,內容牽涉到伊朗與中國為期二十五年、總計四千億美元的「石油換基建現代化」計劃。本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國外長王毅就親自前往德黑蘭,為這個世紀級合作協議一錘定音。這個世界兩大古文明的超巨型合作計劃將完全顛覆了中東的地緣政治,更會完全改變中國的能源安全問題。

對伊朗四十年的制裁

在一九七零年代「伊朗人質事件」以及伊朗試圖打破「石油美元」霸權以歐元結算石油貿易等一連串的事件起,美國就對伊朗實施了四十年幾乎無底線的制裁。在一九七九年的伊朗革命以後,美國即時凍結數十億美元伊朗資產。其中一個讓美國狠手制裁伊朗的原因就是害怕伊朗革命對周邊國家局勢的影響:伊朗至今也在資助黎巴嫩真主黨和巴勒斯坦哈馬斯,目的都是針對西方在中東的影響力,顯示出在地緣政治的問題上,美國和伊朗都是針鋒相對。

二零一六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高調宣布前任總統奧巴馬簽訂的《核子協議》是「最壞的協議」。共和黨的勝出也代表了美國更加支持以色列的政權,最終於二零一八年五月,美國單邊退出由聯合國和歐盟制訂的《核子協議》。美國單方面恢復了對伊朗的大部分制裁,並且新增了七百多項新的制裁(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 List)。

美國的制裁名單上,包括了伊朗的石油產業、金融、鋼材、礦業、煤礦、和政府有關的個人、銀行、保險、建築、船務、航空、地氈、開心果等等。若違反美國的制裁,即使不是美國人,也可能被罰一百萬美元和監禁二十年的最高刑罰。這個制裁名單可謂非常的全面,但是伊朗的本土產業韌力強大,總能適應新的制裁而本土生產進口貨品,也仍然有大量的走私客偷運電子產品、美容產品等國民所需的貨品。

雖然美國的制裁屬於本土法案,可是由於美元是世界上佔比近半的交易貨幣,國際上很多的交易都要經過美國的銀行或其支付系統,因此美國單方面對伊朗的制裁足以使到伊朗成為世界上最封閉的經濟體之一,無法達至工業現代化的水平。

地緣政治的革命

在這樣僵持的情況之下,世界上也沒有國家能和伊朗直接合作,而這個局面一直維持至今。可是,中國的崛起改變了這一切。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完備的工業體系,加上其金融系統也是獨立於美國的,因此就有條件協助伊朗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在這個「石油換基建」的計劃底下,共有一百多項合作項目,包括機場、高鐵、軍事裝備、5G、一百多個自由貿易區等等。這四千億將會徹底改變伊朗的發展面貌,帶來無限的可能性,並突破了美國四十多年來害怕伊朗崛起的封鎖。而一旦這個受了四十年制裁也有足夠韌性存活下來的經濟體發展起來,將會帶動中東各國發展的新面貌。

伊朗的發展也會為中國帶來無限的可能性,而人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零一六年訪問伊朗的時候已經想出了這一點。因為從伊朗的霍爾木茲海峽可以以陸路直通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然後再經由陸路到達中國的喀什,表示了中國可以完全無懼海岸線被封鎖而從陸路獲得了重要的石油資源,解決能源安全的問題。而這一條通道也就是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的「一帶」的重要體現:依靠和伊朗陸路通行的合作一下子插進了中東地緣政治的心臟。可以說這是世界兩大古文明之間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世紀級合作。

而從伊朗的西邊也接壤了土耳其這個歐亞樞紐,代表伊朗的崛起就會打通了整條中國至東歐的通道,完全實現了「一帶」的地緣政治構想,改變了世界物流產業接近八成以海上運輸方法的舊殖民主義貿易通道,帶起了整個中東的產業發展。中東的局勢一旦改變,就會牽涉到「石油美元」的地位,而這將是中美對抗之間中國最有力的武器。所以中國才會那麼主動地對伊朗開出四千億這個天文數字的合作協議,因為這背後牽涉到的將是整個美國、美元主宰的整個中東世界的政治問題。若說這個兩大古文明之間的合作是一場地緣政治革命,也實不為過。

地理大轉移

從這個角度看待中伊關係,可以突顯出中美對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之間的差異。美國維持世界秩序靠的是金融霸權、顏色革命、軍事刺殺、經濟制裁、七百多個海外軍事基地、在太平洋周邊部署的海軍空軍、壓抑潛在對手的科技發展(對日本的廣場協議和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打壓,以及現在對中國的技術封鎖)、貿易戰爭、無人機的轟炸、發動阿伊戰爭……等等。

而中國提出的全球治理的方式則是靠發展、靠興建、靠貿易、靠扶助落後國家產業化、靠打開陸路海路上的物流通路形成相互相聯的物聯網。這就是為甚麼美國的鄰居(拉丁美洲)長年以來都是欠發達,並且與美國的經濟差距總是越來越大,而中國的鄰居(東盟和日韓)則是越發展越好,並且超越了歐美成為中國第一大的貿易伙伴。

可以說,在中國的崛起之下,包括伊朗到南亞東盟一帶都獲得了重大的經濟發展和合作機遇。如果說持續了多個世紀的舊殖民主義是西方的「地理大發現」,那麼中國的崛起則是帶動了全球的經濟引擎由西往東移的「地理大轉移」,改變了發展不對等、不平衡的現象。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才可以說清楚為甚麼「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需要包括中東、中亞、內亞、南亞這麼多個國家。因為這確實是一場地緣政治的革命,幫助世界走出才剛過去幾十年的殖民主義的陰霾。

對中國的意義

「一帶一路」這個戰略構想也深刻的改變了中國國內經濟的地理結構。在二零零七到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發生的時候,中國沿岸主要城市佔據了中國大概三分之二的生產總值,因為當時世界的貿易體系是以海運為主的,因此就有了這個沿岸城市和大陸內陸之間的不平衡。所以當從美國華爾街發生危機的時候,中國的沿岸貿易體系就馬上感受到這個震盪,工人提早回鄉過年,也不知道新年後自己工作的工廠還是否存在。

中國馬上意識到自己國內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然後才有了發展內陸和西部的意識。後來習近平一連串的大型基建計劃(如今的中國甚至可以稱得上是世界的「基建狂魔」):八縱八橫的高鐵網絡、高居世界第一位的十四萬公里長的高速公路、本世紀最完善的物聯網絡,甚至近年來因為要配合和中亞國家打通貿易大門的建設新疆的計劃,都是為了讓更多的人民和更多的國家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現在一帶一路的「一帶」近乎完成戰略部署的階段,發展新疆、喀什的重要性就馬上顯現出來了,因為它們是和巴基斯坦、伊朗貿易的大門,是中國接通中東的重要戰略地區。這個陸路物聯網一旦形成,中國的西部就會變成是南亞、中亞、甚至中東的貿易網的一部分,就可以依靠自身地理優勢而發展起來了。所以說,這個和伊朗的世紀級合作同時也是在解決中國自身地理布局和產業分工的問題。而「一帶一路」就是這個既兼顧到國內形勢和國際布局需求的一個綜合型戰略構想。

以實力贏得的盟友

回看這個中伊合作計劃,雖然如喬杜里所說,伊朗一直都是期望親近西方的,尤其是冷戰時期穆罕默德—李查.巴勒維的政權底下;而伊朗歷史上和中國的接觸從來也不深,甚至這個「石油換基建」計劃在伊朗國會中也迎來議員深深的懷疑,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也公開表示傾向反對,結果要牽動外交部長扎里夫(Javad Zareef)出席國會面對質詢來解釋這個計劃的意義;但是,在經歷了半年多來的討論,加上拜登政府一直都遲疑不決地面對伊朗問題,到最後德黑蘭才意識到,中國提出經濟發展的路線圖是有道理的。而在西方世界完全封鎖伊朗的情況底下,伊朗才不得不承認需要與中國合作。在中國方面,其實完全沒有對德黑蘭作任何的遊說工作,只是靜待他們內部討論的結果。如今伊朗終於接受這個方案,而不是選擇向拜登招手,就可以說明這是中國以實力贏得的一個盟友。

喬杜里稱,這一個中國和伊朗的合作計劃和伙伴關係將會重塑「新冷戰」的局面,讓中國、俄羅斯、伊朗三國站在同一立場,對抗美國和它的盟友。事實上,三國也早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發動過聯合軍演,所以它們之間的關係會越來越緊密恐怕只是時間的問題。世界兩大文明古國加上前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之間的合作,其實力的強大,實在讓人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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