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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坛不寻常人事调动 揭开中国外交系统反贪动向

“有关部门”这个时常被中国网民调侃的官方用语,再一次受到调侃。北京时间5月6日,在中国外交部的发布会上,当记者询问有关中美经贸磋商的问题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建议其“去问有关部门”。当记者抱怨自己并不清楚哪个部门才是“有关部门”时,得到的回答是“有关部门当然就是有关的部门了。无关的就不能称为有关部门。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要向他们询问。”

其实明眼人都明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有关部门”是指中国商务部,只是碍于同僚之间的情谊,才不便挑明。实际上,在经济唱主角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已经相应扩大了自己的事务领域,除地缘政治、对外关系等政治领域外,商务合作及谈判等已经被愈益视为是广义的外交领域。故而,在这个中美贸易谈判或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当口,各路记者还是习惯于到外交部去探听消息。

与此同时,一则中国外交部的人事变动似乎又为外交和商务之间的融合叠加趋势补上了一个人事例证。5月6日,中国外交部官网更新领导信息,该部领导班子“一进一出”,原任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共外办纪检组组长的张骥接替谢杭生,出任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外交部纪检监察组组长。这则人事变动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张骥曾长期在商务系统任职,在2017年乍然转任中共外事办纪检组之前,缺乏外交和纪检经验。

商务、外交、纪检,这三个系统之间,怎么看都觉得颇多专业技能鸿沟。

奇特的履历:横跨商务、外交、纪检三大领域

公开资料显示,1963年出生的张骥,除2012 年至2013年曾短暂出任广东省广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外,其仕途基本上都在原国务院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商务部前身)、商务部对外贸易司等与中国对外商贸合作相关的领域,时间长达28年。直到2017年,他出任中共中央纪委(2018年机构改革后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外办纪检组组长,开始涉足外事和纪检领域,为自己的履历添上了一份不一样的经历。

这次张骥被任命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外交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外交部党委委员,实际上是延续了这个履历的走向。

不过,无论如何,一个长期浸淫于商务系统的官员,被调任至外事和纪检领域,乍看起来都显得有些奇特。

相较而言,被张骥替代的谢杭生,其履历则显得自然的多。在中国外交部担任纪委书记、纪检组长之前,他曾有过长达11年的驻外经历,先后任职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驻保加利亚大使、驻丹麦大使。

商务系出身的外事系统官员

如果抛开纪检不谈,中国商务系统官员任职外事系统的,的确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

2013年10月,时任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的俞建华接替易小准,出任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兼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是由商务系统转任外事系统的一个明显案例。

随后,2013年年末,时任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超履新外交部副部长,负责欧洲地区事务、翻译、档案和机关党务工作,是又一个较高级别的例证。

王超的履历与张骥非常相似,但也有一些不同。相似之处是,王超在中国商务部及其前身对外经济贸易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工作的时间也非常长,累计达20年;不同之处在于,他曾有过两段并不算短的驻外经历,分别任中国驻马耳他大使馆经商处随员、驻伊朗大使馆经参处三秘、二秘,前后时间也有6年。不似张骥丝毫没有外事工作经历。或许也正是因此,张骥虽然调任外交部,但并不参与外交事务,而是负责纪检工作。

商务部出身官员为何到外交部查贪?一个解释

即使王超的履历能够解释拥有类似经历的张骥能够从商务系统调任外交系统,但似乎还是不能解释,为何从来没有肃纪查贪工作经历的张骥,能够任职中共外事办和外交部的纪检组长。

或许这与中国外事系统腐败的现时规律有关。

在中共十八大以后发起的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中,包括外交部在内的中国外事系统是其中被波及较少的一个。除2015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昆生、2018年中联部四局(非洲局)原局长曹白隽被调查,曾经引起外界对中国外事系统反贪的关注外,便很少有高级别外交官被查的消息传出。

分析指,中国外交系统比较干净,因为在中国国内没有下行单位,所以利益的输送和利益关系比起其他部门来说较为简单。腐败问题发生的可能不太大。

不过,分析涉及中国外事系统的几个贪腐案例发现,外事系统并不是完全没有贪腐的空间,中国外事系统的贪腐似乎主要集中在对外援助和投资、商务合作领域,尤其是在某些采取国家主导、企业加入的对外合作项目中。

以曹白隽为例。有报道认为,曹白隽落马与中国与非洲多国的经贸合作相关。

根据资料显示,曹白隽在中联部任职后,很快就参与了由中联部、外交部、农业部、商业部等部门联合举办的针对非洲的“中非农业合作论坛”等一系列项目。这一项目旨在推动更多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其模式为国家立项,由相关企业加入。这种官商模式为像曹白隽这样的有相关人脉或知识的官员造就了借此获利的机会。

而张昆生的落马,则被指与其接受有些商人的贿赂,帮助他们在中国领导人出访时能够随行有关。据称,这些随中国领导人出访的商人,会把自己与外国的交流合作项目,宣传为领导人访问的成果,从中为个人或企业取得声誉。

另外一个案例是吴喜林。这位曾经在中国商务部工作多年,被查前曾任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经商参赞、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公使衔参赞的官员,于2015年3月落马。履历显示,这也是一位跨越商务、外事两大系统的官员。而他的落马,有消息人士分析是因为“他所处的位置权力较为集中,出现寻租空间也不算意外。”

吴喜林曾长期任职于中国商务部合作司,该司的主要职能是:组织、协调实施“走出去”战略;指导和管理对外投资、境外加工贸易和研发、境外资源合作、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等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业务。在对外合作和对外援助上有一定的发言权。鉴于中国愈发庞大的对外援助和对外商务合作规模,处于这个职位的吴喜林的贪腐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合作的扩展以及中国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这样的超大规模对外合作架构的提出,在中国政府主导的对外商务合作和对外援助领域,必将产生大规模的资金支出,这就为中国外事系统以及涉外商务系统官员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寻租空间。

而中国官方对这些官员的调查,必然涉及到对外商贸的专业知识,其对象也将越来越多地指向外事系统中的涉外商务官员,因而,北京将张骥这位出身商务系统的官员,调任至外事系统任纪检职务,或许正是看中了其熟悉对外商务和经贸事务的专业能力,能够发现隐匿其中的腐败问题。

(2019.5.10澳洲【評論家】時政周刊評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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