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周刊 THE DRAGON WEEKLY

民族源远流长 繁衍千秋万代

斩断韩国邪教黑手,破首尔“2030”涉华计划

韩国传教活动必须得到遏制

评论员 蕭十一狼

二名中国传教士被IS绑架杀害一事,揭开了韩国传教的危害与黑幕。

大家可曾记得,2017年2月11日媒体曾报道,中国1月份驱逐了32名韩国传教士,这32人都在中国靠近朝鲜边境的延吉地区传教,其中不少人已在当地工作十多年。这可是自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大规模驱逐传教士(第一次是1950年至52年驱逐国内基督教与天主教等外国传教士),是一个警号,但社会并没认清政府驱逐行动的目的,驱逐一事当时已经表明政府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若当时能乘胜追击,近日中国传教士在巴基斯坦被杀或可避免。

资料显示,在中国传教的韩国传教士可能超过1000人,多数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许多韩国传教士还帮助朝鲜人逃到中国,并协助这些“脱北者”从中国前往韩国或其他国家。这些报道显示,韩国传教士并不局限本土,相当具侵略性及政治目的。这里指的侵略性一是对别国进行精神文化侵略,二是担当了西方宗教侵犯东方文明的急先锋,三是带有政治目的(涉中朝),故属于干涉别国内政。

事实上,韩国传教活动在东北地区比较猖獗,而且已经长达十几年。韩国选择在中国东北发展传教事务,一是东北与朝鲜接壤,生活习性相近,更有朝鲜族聚居;二是东北地区这十几年有大量工人失业,韩国教会乘虚而入。

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对韩国教会来说,不仅是一个传教地,更是一个庞大市场。其传教已触目惊心,呈席卷之势,在延边等地,甚至整村整乡整县的民众被裹挟其中。中共在当地的基层政权几乎被韩国教会所取代。中国年初曾驱逐32名韩国传教士,但并没令韩国教会收敛,而32名也只是总体1000多名的一个零头而已,没有实质影响。中国政府更多是象征式驱逐,估计是考虑中韩关系的大局。

韩国是宗教犯滥的国度,各种基督教变种的异端发展得比基督教还要迅猛,比如文鲜明的统一教、崔顺实父亲崔泰敏的永生教(朴槿惠就是入此教,被崔顺实控制)等。在一些韩国教会人士看来,在世界末日来临时,信神的韩国人将领导整个世界,成为宇宙大国。当韩国国内教徒发展饱和之后,开始向外扩展,日本、中国、东南亚、西亚都留下韩国传教士的身影。用邪教来形容这些宗教变种一点不夸张。用狂热来形容这些宗教扩张也十分贴切。在巴基斯坦被极端势力杀害的两名中国人,是被韩国教会派往当地传播宗教的教徒。若非被洗脑,这些中国年轻人会为那点微薄的薪金(3万印度卢比,1 印度卢比约合0.0156 美元)离乡别井传教?中国人成为韩国全球传播软实力的炮灰,这将变成中国外交的一大棘手难题。

韩国的国际性跨地区传教,自然引发了其他宗教的反击,传教活动充满喋血情景。2007年7月,韩国盆唐泉水教会一行二十三人前往阿富汗坎大哈传教,途中大巴被塔利班截劫。塔利班一边处决人质,一边提出要求,韩国为此付出二千万英镑的赎金,并撤出在阿富汗的后勤支援军队。这场传教危机,韩国几乎将美国和阿富汗政府拖入泥潭。中国政府必须以此为鉴。

但血腥没有让失去理智的韩国人停下传教的步伐,反而想出卑鄙的招数–利用金钱诱惑中国人为炮灰,前往伊斯兰极端势力盘据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中亚、中东地区,为韩国传教打前站。今次被巴基斯坦极端势力杀害的两名中国东北人,便是韩国教会派往当地的义工。

众所周知,巴基斯坦信奉伊斯兰教,宗教势力派系庞杂,更是基地组织的大本营。在这样的环境中传导基督教,无疑是跟死神跳贴面舞,等于战斗在文明冲突的最前沿,生命完全没保障。这一点韩国人全不理会。

韩国教会之所以利用中国人在当地传教,有两大原因。一方面,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对华友好,对中国人一般都比较善待,中国人在当地传教,目标较小而且更加深入;另一方面,即使中国人被极端武装劫持,责任也由中国政府承担,无论外交斡旋也好,巨额罚金也罢,都由中方来负责,而韩国可以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小算盘打得当当响。韩国教会这一手相当阴险,中国政府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其工具,为其火中取栗。

那为何还有中国人上当呢?

一是韩国教会布局东北十余年之功;二是参与者多是90后,涉世不深,思想单纯,在受到蛊惑后,缺乏判断力。媒体报道,除这次遇难的二位中国“传教士”,还另有11个中国人,都是受一名韩国人领导,以语言学校的名义用小组形式在当地传教。

笔者前文已经提到,韩国的传教极具侵略性,有证据显示,韩国境外传教是战略性计划,首尔有个「2030计划」,他们吹嘘,到时将在海外拥有46万名传教士,当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外国人,不言而喻,韩国人指的外国人就是中国人,还是东北人。这个计划肯定涉华,政府应及早未雨绸缪。可以说,韩国的传教是韩国政府战略的一部分,藉此输出韩国软实力,影响别国。

因此,中国有必要借近日中国二名受雇韩国教会的东北传教士被IS组织所杀之机,大力宣传传教的危害,在东北地区进行一场去宗教化运动,清除韩国在东北的传教士。彻底消除韩国教会及其他教会在中国的潜滋暗长,杜绝利用中国人做炮灰的隐患。外交上避免扯进宗教冲突中。全国立域外宗教传播新规,立宗教人士出入境新规,同时大力宣传无神论,体现信仰自由,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域外宗教势力大举“入侵”,打着“信仰自由”的旗号,中华文明应当奋起阻止。更应注意的是,在半岛危机不时上演之际,韩国教会鼓动东北民众上当干损害中国利益之事。

必须强调的是,清除韩国在我国的传教士,更多是考虑到国家政权根基稳固因素。梵蒂冈一直想与中国建交,看中的就是13亿的“宗教市场”,这些是动摇中华万世根基的文化外敌。中华始祖弃神本纪立人本纪,成功让中华民族千年避开宗教杀戮,这一点,没有任何人能逆变。谁想把中华大地变为宗教之国都是民族千古罪人!信仰可以自由,但民族文明的根基绝没有更改的自由。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和宗教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每一个宗教的影响力在于它在宣扬自己的价值观时也能尊重别的国家、民族、宗教的价值观,也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现在问题是韩国涉及的是邪教,不能用宗教去掩饰。

就算是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也是以西文价值观为指导的,是对宗教文明冲突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在实质上的掩盖,它出自基督教文明至上的理论,有着帝国主义强权的背景,并为美国政府推行霸权主义提供依据。可见宗教冲突的实质无一例外的都是为了权力、利益和扩张。有的学者和有的政治家把未来世界的冲突,界定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东方儒教文明(包括佛教文明)的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为“文明冲突论”,这并不是符合实际的深刻的分析,至少在导向上是错误的。东方文明千年来超越宗教之上。

(201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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